武氏經濟方面的失分一在於逃戶，二在於惡錢。史書上有“天下戶口，亡逃過半”的說法，雖不免誇大，但武周時存在嚴重的逃戶問題應是事實。只是不能單純地認為是政府放任土地兼併等苛政引起的，也有可耕地減少等自然遷徙的因素，武氏對逃戶採取了寬容態度，允許他們在新鄉落地生根，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逃戶帶來的壓力。然而無可否認，戶籍的疏於管理對於均田制、府兵制的衰落，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至於禁斷惡錢不力，倒是武周弊政之一，到了玄宗時代，還令宋璟頭疼不已，直接導致了他罷相[2]。

此外，武周晚年生活漸趨奢靡，廣建宮室，修明堂，立天樞，鑄九鼎，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據說府庫為之耗竭。考慮到老太太畢生心血註定一朝而亡，想在臨死前過把癮，這心態也頗可理解，畢竟天下哪有那麼多大公無私的帝王。不過不管怎麼花錢，武氏始終注意不超越最後的底線，她會去敲詐胡商，向僧尼收稅，甚至要求京官減兩月俸祿來籌錢，但決不去動用為賑災而設的義倉，不去賣官鬻爵，比她兒子還是強多了。

文化建設則是武氏的強項。《全唐詩》將有唐三百年風騷歸功於太宗名下，但文藝之盛實始於武周時代。貞觀仍處於南北文風交融的時期，君臣致力於淳風俗教化，將文學視為點綴昇平的餘事，雖然喜愛，卻並未全情投入。而武氏對於文學的醉心自非貞觀君臣所及，由她開始科舉取士的標準明文變成了詞藻文采，帶動文風大暢，名家輩出。先後出現了初唐四傑，文章四友，號稱“燕許大手筆”的張說，首位史學理論批評家劉知幾等等，沈宋奠定律詩雛形，陳子昂高舉建安風骨，上官婉兒引領宮廷詩人，可謂星光熠熠，開盛唐時代文壇繁盛之先聲。這期間的書法、音樂、舞蹈、體育等，也極一時之盛。這可從唐人的詩文筆記中看出，當時的社會開放而寬容，男女都很喜歡戶外運動、歌舞、及宴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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