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的開國階層，基本是由秦末各種社會職業的布衣之士組成的。其中堅力量之中，除了一個韓國貴族張良，劉邦集團的文臣武將大多由吏員、商販、工匠、小地主、遊士、苦役犯六種人構成。而劉邦本人，更是典型的秦末小吏（亭長）。雖有職業的不同與社會身份的些許差異，但就總體而言，他們都處於平民階層。這一廣大階層，是孕育遊離出戰國布衣之士的社會土壤，其中的佼佼者，幾乎無不具有戰國布衣之士的進取特質。從社會意識與歷史意識的意義上說，當時的士人階層，是對歷史與所處時代有著相對全面、客觀、清醒認識的唯一社會階層。基於這種社會根基，劉邦集團的種種政治作為，一開始便與項羽集團有著種種較為鮮明的反差。對待秦文明的基本態勢，劉邦集團與項羽集團更有著重大的區別。項羽集團作為既得利益的喪失者，對秦文明恨之入骨，既徹底地有形摧毀，又徹底地精神否定，滅秦之後則完全復辟了諸侯制。劉邦集團則雖然反秦，卻對帝國功業與秦始皇始終有著一種實實在在的景仰。對於帝國文明框架，則一開始便採取了審慎地權衡抉擇的做法。

漢高祖劉邦到漢武帝劉徹，歷經百餘年，西漢終於完成了這種權衡抉擇。

這一過程，並不全部都是難題。對於中央集權、郡縣制、統一政令、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統一生產交通標準、移風易俗以及種種社會基本法度，西漢王朝都全部繼承了秦文明框架。所謂“漢承秦制”，此之謂也。事實上，重新確立的秦制，也被整個社會迅速地重新接受了。所謂權衡抉擇，主要集中於兩個核心：一則，如何對待具有強大傳統的諸侯分封制？二則，如何對這種實際繼承秦制而道義否定秦製做出合理闡釋？具體說，對待分封制的難點，是要不要仿效秦帝國廢除實地分封制，實行虛封制？合理闡釋繼承與否定秦文明矛盾的難點，則是要在反秦的正義性與秦文明的歷史價值之間，做出恰如其分的評判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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