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分法，簡單是簡單，但是掩蓋了問題的實質，於事無補。

中國古代史上，若從經濟上劃分勢力，應為四大勢力，即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農民（包括地主和自耕農）、商人（工商）。

其餘的均屬依附型群體，構不成經濟勢力。

經濟上的很多事情，就是這四大勢力在角力。看明白這一點，我們讀史的很多困惑就會迎刃而解。

當時的朝廷（中央政府），並非天生就是農民的死對頭，更不是什麼地主階級的總代表。它的立場態度，隨需要而變化，時而照顧地方，時而照顧農民。中央和地方也並非鐵板一塊，有時朝廷會因為經濟利益而與各州縣關係鬧得很緊張。

在經濟博弈中，金融、貨幣永遠是朝廷的一個工具。

朝廷用它來調節自己與民間、與各個階層的關係，用以達到國家利益的最大化。

在諸種勢力中，朝廷是最強大的一方，經常掌握主動權。

不過一旦沒把經濟槓桿玩好，就會激起全民的憤怒，比如王莽。

在唐代，有一位官員兼學問家，叫劉秩，是唐初著名史學家劉知幾的兒子。他在唐玄宗年代編寫了一部歷史工具書《政典》，收集了歷代政治、經濟、文化、制度史料，分門別類地編排，開創了咱們國家此類書籍的先河。

令人歎服的是，在金融方面，劉秩也很有見地，他學《管子》學得好，學賈誼也學得好，繼承和發展了前人的金融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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