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門事件的影響之一是美國人對律師們的道德操守幾乎徹底失望了，水門事件中人，從尼克松開始，絕大多數都是律師出身。身為熟悉法律之人，居然能夠隨口說瞎話？美國人打官司多了，恨律師的也就多了，這樣一來，律師成了千夫所指。美國律師協會及美國法學院連忙亡羊補牢，抓緊對律師們的思想政治工作，但收效甚微，克林頓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水門事件也涉及了非法政治捐款，這是當時美國政壇中很常見的現象，從水門事件之後，開始立法限制政治捐款，1976年通過了資訊自由法案，授予公眾檢視政府記錄的權力。不僅在大選上，公眾對政府部門有了懷疑後，也可以根據這個法律要求政府部門提供有關資料，典型的例子之一就是艾滋病毒發現權之爭。

1989年，《芝加哥論壇報》發表了一篇為期3年的關於發現艾滋病毒前因後果的調查調查報告，其結果和預期的恰恰相反。這篇調查報告指責發現艾滋病毒的美國科學家蓋洛盜竊了法國科學家蒙特尼爾的病毒，因此艾滋病毒應該是蒙特尼爾一個人發現的。這篇文章的作者是普利策獎的獲獎者約翰•庫得森，在過去三年中，他就是依照資訊自由法案從國立衛生研究院調閱了一百多份材料，從而得出了這個結論。這篇文章迫使國立衛生研究院不得不進行調查，最後的結論，艾滋病毒是法國人發現的。2008年蒙特尼爾獲得諾貝爾醫學獎，獨自佔有了發現艾滋病毒的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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