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他又給父親寫了一封信，表達了同樣的意思。可是，祖父不同意改葬。大概與此同時，曾國藩的弟弟曾國潢、曾國荃等也希望改葬，所以他反過來又寫信勸他們尊重祖父的意見，不要太固執：“日前所開山向兇吉之說，亦未可盡信。山向之說，地理也；祖父有命而子孫從之，天理也。祖父之意已堅，而為子孫者乃拂違其意而改卜他處，則祖父一怒，肝氣必鬱，病勢必加，是已大逆天理，雖得吉地，猶將變兇，而況未必吉乎？自今以後，不必再提改葬之說，或吉或兇，聽天由命。”曾國藩認為，“地理”（風水）應服從“天理”（孝道）。我們看到，曾國藩在考慮“陰宅”的時候，重點不在於風水，而在於排場。由於他此時已躋身翰林院，他希望祖母的墳地“面前宏敞”，有足夠的地方立誥封牌坊和神道碑，以光宗耀祖。

但是，時過境遷，人的思想難免發生變化。僅僅過了不到半年時間，曾國藩對風水的態度就有了很大的變化。其間有三件事讓他心情舒暢：一是祖父的病已痊癒，二是困擾他自己多時的癬疾好了，而最重要的則是他的官銜“驟升至二品”。於是，他在給幾個弟弟的信中，口氣大變，說祖母墳地“風水之好可知，萬萬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則謂之不祥，且大不孝矣。”半年前，他嫌祖母墳前地勢不夠開闊，不氣派，希望改葬；現在，自己升官了，覺得是因為祖母的墳地風水好，若再改葬，則既不祥且大不孝。兩年後，曾國藩對此更是深信不疑：“自丙午冬葬祖妣大人於木兜（鬥）衝之後，我家已添三男丁，我則升閣學，升侍郎，九弟則進學補廩，其地之吉，已有明效可驗……木兜（鬥）衝之地，予平日不以為然，而葬後乃吉祥如此，可見福人自葬福地，絕非可以人力參預其間。”在曾國藩看來，“福地”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此後幾年，曾國藩對風水頗為熱心，為自己不善此道而遺憾，還曾囑咐弟弟曾國葆留心學習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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