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嘛，歷史並不隨某一肉身之死而結束。但歷史的意義又是什麼呢？進步、繁榮、公正？那隻能是階段性的安慰，其後，同樣的問題並不稍有減輕。只有追求完美，才可能有一條永無止境又永富激情的路。或者說，一條無始無終的路，惟以審美標準來評價，才不至陷於荒誕。

基督信仰的弱項，在於黑夜的匱乏。愛，成功應對了生之苦難。但是死呢？虛無的威脅呢？無論多麼成功的生，最終都要撞見死，何以應對呢？莫非人類一切美好情懷、偉大創造、和諧社會以及一切輝煌的文明，都要在死亡面前淪為一場荒誕不成？這是最大的、也是最終的問題。

據說政治哲學是第一哲學，城邦利益是根本利益，而分清敵我又是政治的首要。但令我迷惑的仍然是：如果“死去原知萬事空”，憑什麼認為“及時行樂”不是最聰明的舉措？既是最聰明的舉措，難道不應該個個爭先？可那樣的話，誰還會顧及什麼“可持續性發展”？進而，為了“及時行樂”而巧取豪奪他人——乃至他族與他國——之美，豈不也是順理成章？

“但悲不見九州同”確是一種政治的高尚，但信心分明還是靠著“家祭無忘告乃翁”，就連“王師北定中原日”也難彌補“死去原知萬事空”的悲涼與荒誕。所以我還是相信，生的意義和死的後果，才是哲學的根本性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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