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伍奢之信的最後四個字“書到速速”也迅即映入了伍子胥的眼簾。父親的催促令人生疑。以父親一貫的淡定，即便是面對天大的喜事，他是不會流露出急若星火的心態的。而信中已經寫得很明白了，如果兒子們遲到了，就會獲罪。那麼，這所謂的封賜就更為可疑類。如果楚平王真心實意要痛改前非，為什麼連這一點耐心都沒有呢？

這樣一想，伍子胥就發覺了鄢將師的險惡用心。所以，鄢將師的害人之心，最終反而成了救人之舉。實際上，他和楚平王一開始就做錯了。如果他們只是說赦免伍奢之罪，傳令二子來見，根本不提什麼封賜，伍尚伍員出於父子親情，一定會像飛蛾撲火般直奔郢都而去的。但是，在“透明度錯覺”和“過度合理化效應”的作用下，他們露出了可疑的馬腳。

伍尚見兄弟說得堅決，不由將信將疑，說：“兄弟，你這可能是自己臆測的吧。父親一生從不說謊，現在有父親的親筆信為證，如果萬一是真的，我們可就要承擔不孝的罪名了。”

子對父的“孝”和臣對君的“忠”一樣，都是當時社會最為基本的行為規範，極具權威的效力。伍尚絕不敢輕易加以違背。

伍子胥智力過人，他久居君子之家，自然比較瞭解父兄的思維定勢。他知道，如果不拿出個好辦法，是很難說服兄長不去自投羅網的。

那麼，伍子胥會採用什麼樣的辦法來對抗“孝道”這個威力巨大的社會規範呢？這兄弟倆到底誰能說服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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