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滅亡之後，趙構得以在南方得以中興。兩宋共享三百二十年的國祚，應該與宋的這個善政、有遺愛於民有莫大幹系。

社會福利制度的完善與否，對弱勢群體救濟的程度高低，都是衡量一個社會文明進步程度的標尺。

中世紀的華夏，正是宋、遼、西夏、女真等政權並峙的一個歷史時期，雖然兩宋在與周邊少數民族政權博弈的時候，很有能佔據上風。但這並沒有影響到宋人擁有的中國中心論與文化的優越感，這種文化上的優越感，直到現代仍在影響著國人的言行。千餘年來，那種‘夜郎自大’不屑與小國為伍的老子天下第一心態，仍在現代國人心中據有相當市場。

令人略感欣慰的是，這種心態的產生，也是有它道理的。事實證明，在千餘年前的北宋初年，趙宋統治者就對社會福利制度開始進行一些有益的嘗試與探索。

在千餘年前的中世紀，我華夏之所以會出現這種近現代才有的人文思想，也是有著深厚的歷史背景的。兩宋三百多年，是我國封建社會發展的一個巔峰時期。所有的這一切都是建立在經濟飛速發展的基礎之上，社會福利制度的產生也是因為城市市井文化的快速發展。

中世紀趙宋立國以來，城市的功能發生了重大改變：漸由政治、軍事中心轉向商業經濟中心，以北宋的汴梁、南宋的臨安為中心，構建成一個向四方輻射的全國性商業市場。隨著宋的經濟在達到了一個令人眩目的高度之後，相應的副作用也開始逐漸顯現。飛速發展的商品經濟嚴重衝擊了從前社會原有的經濟關係與階級關係，宋統治者在立國之初就選擇了‘不限兼併’的土地政策，土地私有制的確立，貧富分化與土地的兼併隨著也達到了一個相應的高度，從前的‘士農工商’的階級分別已經不再適用於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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