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知誥新政的有些內容是比較常規的。如他以身作則，勵行節儉，選賢任能，寬大施政，杜絕請託等。這些做法在古代很多負責的執政者都幹過，並不出奇，真正讓徐知誥有資格邁入古代優秀政治家之列的舉措，是他對吳國稅制的重大改革。

要想真正理解徐知誥、宋齊丘發起的稅制改革，需要涉及到一點兒中國經濟史的內容，瞭解中國從李唐中期到趙宋前期，出現的一個非常奇異的，可能讓現代人感到匪夷所思的經濟現象。

唐朝的基本稅賦制度，主要經歷了前後兩個階段。前期實行的是租庸調製，租庸調製的基本特證，是土地國有，國家以每個成年男丁為基本單位，將國有土地授予民戶，在男丁死後收回（但不是完全收回，其中五分之一稱為“永業田”，男丁可傳給子孫）。然後，國家根據授田紀錄，向民戶徵收相應的糧食（租）、無償勞役（庸，如無勞役也可用絹帛代替）、絹帛（調），“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由於徵收標準以實物計算，徵收的也是實物，故租庸調是一種典型的實物稅。

但到了唐中期以後，租庸調製漸漸難以維繫，首先“永業田”的存在，就必然使國有土地越來越少，何況隨著國家機器的逐漸老化，對於豪強們多佔土地，不按規定退還土地，也越來越束手無策，更加劇了這一趨勢。而另一方面，隨著人口數量的自然增長，按制度規定所需的授田數量不斷增加。這一減一加，國家再也沒有能力按規定給新出現的男丁授田，最終使租庸調失去了它存在下去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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